为什么国家要建城市群，而不是去大城市化，让小城市发展起来？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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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因为不平等能够产生效率。
个人不学无术看了一堆杂书得出的印象，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不平等能够产生效率，越是不平等就越能产生更大的效率，就像自然界里的温差冷寂一样。
粗暴地观察各个后发剧本，似乎都存在这个人为的不平等操作：通过不平等地规划资源，将某些核心地区的效率拉高，进而形成面对外界的竞争优势。
不管是德国的鲁尔区、老毛子的莫斯科工厂集群还是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其实包括我们画了个圈，都是在严重不平等地将资源集中在某些核心点。
现在回头看，知道是国家投资行为，是有前瞻性的。但别忘了，这些投资原本应该是给到全体国民的，特别是对当年的老毛子和日本，他们那时候可不富。
八幡制铁所花了带清马关条约赔款的1920万日元，要知道马关条约带清的两亿两白银，折当时日元也就3.9亿元。和之前日俄战争的结果一样，日本没有把抢来的钱拿去改善多少国民生活，甚至也没怎么提升老兵待遇，基本都进了国家投资。
很多“大城”派的理论内核——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核心区域”，翻译翻译，就是继续不平等地分配资源。
这些资源既有最直观的钱，例如产业项目投资；也有不那么直观但影响同样巨大的政策，例如某些市场准入的放开。
这两年面对外资开放部分金融市场，可不是每个省份每个城市都能开的。外资在政策引导下进入特定城市，足以形成强烈的不平等政策优势。
而这个逻辑，我能认可其中一定的合理性。
最大的合理性，就是我们的竞争力还不够，所以只能暂时牺牲一部分的内部平等，来换取整体面对外部的竞争优势。
这个竞争力不仅仅是生产效率，也包括军事及科技力量所支撑的各种定价权。能源呀原材料呀币值呀，都听过很多了。
在不掌握大量交易的定价权的前提下，你只能用效率来换取参与交易的资格和交易规模，进而用交易规模来挤压出一部分定价权。
我们就是在这么做的。只不过麻烦在于，我们有14亿人，不是一两个产业门类完成交易规模的垄断后就可以开始抬高定价，不够。对内部，这点垄断红利还不够分；对外面，面对美帝的军事及科技优势，你还不能保证抬高定价后不发生产业转移。
所以只能追求近乎全门类的垄断，而且最好是数据层面的垄断，直接垄断全链条的生产。但这等于直接冲击美帝的科技与金融霸权（以中国制造2025为起点），自然遭到最直接的科技战与贸易战压制。
在完成军事与科技的竞争力的超车之前，必然存在长期的不平等，因为这是效率所需，这也是大城派的基本合理性。
但，普通人谁都知道这种过度集中（约等于不平等）的后果。从老毛子的民意党（黄金神威好康！）到昭和维新之歌，都是这种不平等的反噬。
作为一家公司，你长期剥夺小股东的分红，拿去发给部分大股东，并表示“大股东直接参与公司运营，等业绩好了你们也有的分”，小股东总是会在一个时间点上炸毛的。
小股东毕竟人数占优嘛。
这就回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话上。我们其实这几年在底线平等上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这也是全球历史里的开天辟地，这块我觉得倒没有舆论表达得那么愤懑。
只是底线平等对于中间层的感观非常轻微，甚至他们是属于停滞的一方。而中间层其实在舆论上最为活跃（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且相对有闲一丢丢），因此情绪表达比较强烈。
总地来说，局面是比较复杂滴，体量摆在这，各地情况都不一样。
例如题目里说的“去大城市化”，妥妥不会发生，未来至少十年内只会加强；
但是也没有不让小城市发展。实际上大城周围的小城，未来十年应该是新一轮黄金增长，因为他们要承担大城的功能配置，要承接大量大城的产业转移。
所以真正的不平等，其实是体现在区域上的，也就是没有大城在身边的那些小城们，他们会陷入一个长期的衰退里。
我一直梦想有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内陆投资，但现在看来，路线选了这条折中线。至于结果是全面倾倒东南，还是拉起中部稳住北方（某些学者提的“长江防线”），最大的考验，其实不在大城和大城周围的小城，反而在次一级大城和大量小城的管理者身上。
就是拼社会治理的能力，拼运营。
有些管理者一调任，地方民间一片挽留声。这不是说老百姓有封建思想，而是说这些管理者及其团队有着更高效的运营思路。
在折中线已经确定的当下，地产及工程红利必须与产业紧密衔接，很难再单刷GDP数字。这时候谁能运营，谁就决定了一方兴败，在总体不平等里争取出当地的平等。
不好也不坏。
至于个体，方针确定后只能顺应历史的进程。没事，深圳边上有惠州，杭州边上有湖州。男儿立志出乡关，买不到房誓不还，青山处处埋忠骨，此地房价一万三。
如何看待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称「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
谢邀。
他们不是在忙着“致敬青年”，他们是在忙着致敬青年们的钱包。
青年们不给你的游戏充值、不给你的应用贡献活跃用户、不给你的内容送上点击，你特么会大半夜在那“致敬青年”？
这年头青年不仅是腾讯们的客户，更是腾讯们的资产。因为青年们被腾讯们的免费内容和服务所吸引，然后大把时间沉淀在腾讯的圈里，被腾讯打包卖给别人。
或卖给广告主，或卖给金融市场。
腾讯们用垃圾草料吸引了青年们，青年们金子般的注意力、时间、消费和消费习惯，都是羊毛，一茬茬地被腾讯们薅。
腾讯视频拉着500多位艺人发联合声明，“保护原创”禁止速读剪辑等二次创作，这是拉高圈栏；腾讯视频涨价，这是加大薅羊毛的力度。
青年们都快秃了，头顶快秃了，身上的羊毛也快秃了。
此时，到了青年们的节日，到了腾讯的客户和资产们的节日，腾讯还不满意：
嗨，动一动，我在致敬你呢！别睡！
致你（哔）了个（哔）。
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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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美国共和党媒体人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中国是条纸龙」？
作者：邓铂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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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2021年。可能在2025年之前，我们会遭遇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1，中国GDP超过美国。
2，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区间。
于是让我给美国媒体写《中国是条纸龙》，我会写就算2025年美国的GDP第一给丢了，中国面临的社会不公问题导致中国无法稳健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全球生产中心地位难以保持，并且没法偿还“人口借贷”——养活建国婴儿潮一代的老年人。中国的巅峰将是昙花一现。我这么写，美国在海对岸的应声虫们绝对会帮我和 @李建秋 他们对骂。文章哪会像现在这么被动。
转发一则陈年老段子，出处大概是2005年的天涯大V张邦昌：【凯迪社区】之猫眼看人： 她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条鱼，所以她是有人权的，要给她说话的自由。她要留在陆地，还是回到海洋，是她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她。想想吧，她一定有一个温馨的家，也许她还是一个温柔的母亲，也许她的孩子在家中嗷嗷待哺，想想吧，置那孩子不顾，独留她在这陌生的世界，于心何忍？还是让她回去吧。 ————————————————————————————————————————— 回复： 1、自提一下。 2、深思ing。 3、不能让她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世界里，海底要自由得多。 4、同意楼主的观点。 5、海底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比我们陆地发达百倍。 6、说得对。 7、海底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 8、岸上我都生存不下去了，何况人鱼？ 9、···············猫眼看人虽然关了，但是上面的声音还存在着。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爬坡过坎的艰辛奋斗才刚刚开始。
国家统计局称 2020 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你怎么看？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作者：没救了自动出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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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江苏已经见识了很多计划生育模范县的现状。
基本上都是县城彻底荒废，当年那些干部除非是名正言顺的省里管的，否则工资都缺。
田地基本上已经沦为半荒废状态。不少当年的计划生育主任，孩子在一线打工自己彻底成为留守人员，原本觉得自己大小是个干部肯定不会差的，结果真的整个村整个村的消失了，上哪找那么多基层呢？基本上没救了。
县城里好一点，但养老院水平直线下降，毕竟去南京上海送外卖干快递肯定比留在县里强，这些农村干部看来当年找几个农民搭把手就能干的修房子整地，现在都是400一天请人包工了。当年送钱才能承包的公交线路，现在zf亏本一天跑两趟。当年送钱才能进的县中，现在因为学生不足，在裁撤老师编制了。连行政村都被砍了。当地的医院更惨，村医根本没有保障，全靠四五个50多的老医生跑乡下，一个躺跑一天，一个月收入2600，就这农村老人都吃不住了。当地除了编制卫生院的其他医疗卫生部门全被砍了，编制人员都是身兼数职。可想而知当地经济环境多么恶劣了。
这还是江苏，省里拼命给各个县砸钱的后果。转移支付救不了几年。
所以老龄化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大跑毒，类似日本老龄化逼着日本人去东京卷，韩国老龄化逼着韩国人去首尔卷。
ps：老师编制裁员这个很简单，让大龄的老师自己选择身兼数职或者内退，然后不招新人呗。没那么多学生让你教了，让物理老师转行开校车负责接送学生不行吗？
1.成功人士爹味说教就算了，跑去非洲打灰的劝退专业博士怎么也这么爹味?还劝女人也宏大叙事?
2.你本人和你家族要是真的懂宏大叙事，怎么会让你2012年报土木?真正有宏大叙事基础的人，自然明白2009的四万亿只有短期效果(凯恩斯主义刺激的固有毛病)，退一步说，就算不知道，也应该能看到三一中联2011年财报就开始恶化(因为刺激政策退出)。这个时候报土木，本科毕业不改行还口口声声宏大叙事，该说是人菜瘾大，还是【】?3.男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里进化出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用宏大叙事来麻痹自己，掩饰自己事业的失败，假装自己是alphaman。这其实就是用信息茧房保护自己，还试图把这套笑话推销给女人。可女人同样也会进化，姐妹们，如果一个男人明明没有相关的工作和专业背景，又无参与套利的机会却口口声声宏大叙事，那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还没睡醒，不踏实不务实不靠谱，可以直接拉黑处理。
作者：深邃暗黑范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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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听话我就说到底了。
1.施工方总工不是什么高级岗位，放十几年前一个普通本科应届干三年就是。
2.top2毕业正经仕途是走选调。然后社交媒体上基本隐身。
现在他留了黑料，最大的隐患就是日后升迁的关键时刻随时有可能被举报，退一步说，即使不是这样，这咋咋呼呼的性子在体制内也是大忌，你看哪个领导喜欢这种人。
3.最后群嘲，某些啥懂不懂的小朋友，可能把这种个人求升迁的分析也当成宏大叙事.抠鼻
房住不炒为什么失效？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全世界的放水进程不断加剧，以及西方世界实质性采取MMT理论作为其宏观金融政策的指导性工具后，资产价格膨胀再度成为一个典型的难以抑制的“灰犀牛”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再度成为老百姓认知里，“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有关MMT理论，可以参见笔者去年所撰写的几篇文章，见文末）
然而当代金融体系发展到现在，其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现在习惯使用的数学工具可以测度的情形，具体未来发展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谁也不好说。
但随着社会共识的形成，老百姓“一二线城市买房上车”的焦虑日益深化，“炒刚需、炒一二线、炒学区房”的普遍行为，更日益在戕害一代青年。而最近被调查的“深房理”作为典型的“内卷与互害”型产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认知和人类行为的学科，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种因集体认知而产生的集体行为，甚至要根究其深层渊源，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去年以来，随着有效的对新冠疫情进行治理，我国的制度体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体现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将通过介绍深房理问题，挖掘当代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局。
深房理问题和资产名义价格通胀
深房理事件爆发，让广大人民群众着实跌碎了眼镜，特别是对于笔者这样对于金融体系有一定认知和了解的人，更是感觉其中蕴含着非常微妙的一些因素。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深房理的情况。深房理是一家公司，然而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炒房。简单的说，由于深圳自2015年以来，房价快速上涨，6年时间内房价涨了三四倍。这导致在深圳形成了“房价永远上涨，炒房绝对不赔”的一致性预期。这样的一致性预期使得所有的在深圳没有买房子的人产生了恐慌，而在深圳已经有房产的人则产生了想要赚的更多的欲望。
2016年的时候，炒房团可以只用30%出首付，然后在1、2年之内，房价翻番甚至上涨得更多。假如30万首付100万开盘价的房产，在一年翻番后即可以200万元卖出，一来一去，年化收益率高达330%，这样稳赚不赔的高收益行业，为什么不干？
于是深房理这个公司应运而生。深房理是典型的将房产证券化。原本进行炒房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至少需要拿出来几十万块钱做首付吧，特别是随着深圳房价不断高企，入场炒房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那么如果没有几百万的资金，就和炒房这样的红利无缘了吗？不，深房理这个公司告诉你，我们可以合作。
撮合许多人将自己现金凑一凑，并在公司作为强信用主体的主持下共同持有购买房产。然后炒作房产的升值，并在房产完成升值后，按照份额兑现自己所应该获得的红利。整个过程，是将炒房行为更加大众化、普遍化，如果放任自流放任不管，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全民炒房”运动。
说到这里，就让笔者想起了2015年的中国股市，因为那是一场由上层所掀起的大干快上的全民炒股运动，而这样的运动造成了迅速膨胀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泡沫。这样的运动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
一般地来说，价格偏离内在的价值尺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在人类的市场交易体系中，并不是偶然，相反却是历史的常态。而当偏离幅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出现了泡沫。一般人大多觉得，当泡沫出现就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在大众认知中，泡沫的出现，必然导致未来的泡沫破裂，这也就是前些年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人，对房地产市场特别是虚火高涨的热门城市房产产生了“房价必然崩盘”的朴素认知。
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错的，但泡沫的生成和存在，与泡沫的破裂，实际上不是同一个问题。正如物质变化的热力学机制与动力学机制一样，泡沫的存在类似于热力学问题，而泡沫何时破裂、如何破裂则是一个动力学问题。
在一二线城市虚火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其推动力是不断增长的信贷规模之下所带来的资产名义价格高涨，和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中产群体狂热追逐确定性和高收益率的金融资本；而房地产的杠杆特征属性（即房贷），反过来又会助推宏观广义货币量，再度支撑房产市场。所以这样的动力机制，是会在一定阶段促进泡沫的持续稳定。
当然，上面说的也只是一个阶段的情况，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大，需要持续的套利回报，在资本收益的要求下，深房理的出现，也是一种资本的必然。原本并不确定何时破裂的泡沫，通过深房理式的方法进行膨胀，一定会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全民卷入之下加速其泡沫的膨胀，而过度膨胀之下必定导致泡沫的破裂，最终又回到人民群众“房价必然崩盘”的朴素认知上。
实际上，如果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微观市场上参与“泡沫资产”炒作的参与者，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击鼓传花游戏，类似于特种兵练胆儿的炸药包传递游戏。资产价格出现名义上的高涨时，精明的资本弄潮儿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与狼共舞博取高收益的机会。当然，高收益是高风险并存的。市场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几个一致性认知:
1.泡沫还会继续增长；2.泡沫终究会破裂;3.只要我跑的够快，那么泡沫破裂就追不上我；4.没有参与泡沫所带来的的机会成本损失大于参与泡沫可能的损失。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吊诡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泡沫要破裂，但大家都在乐此不疲的、紧张的、小心翼翼的将手里的炸弹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参与者们纷纷好奇、紧张而忐忑的观察着炸弹的情况，并在观察和传递的过程中，攫取自己的利润。
运动式治理的房价治理框架
深房理出现的这样一种炒房的玩法，理所当然的一经发现就被地方政府严厉打击、严厉制裁。然而，地方政府究竟是害怕深房理玩儿坏了击鼓传花的游戏，还是真实的试图抑制名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高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拷问的问题。
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来看，与笔者一样跌碎了眼镜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央不是说三令五申禁止炒房，房住不炒，要抑制房价的持续增长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需要用另外一个框架理论去回答，这就是运动式治理的成效问题。
运动式治理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动员式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列宁主义的动员式政治体制，在目标责任制与压力型体制下，打破科层制的治理方法。所谓的科层制，是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韦伯所定义的理想官僚制，表现为高度的分工负责和明确清晰的责任边界与权利划分。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变化，导致既有的权力责任划分很难及时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也很难清晰明确的划分界。特别是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协同治理成为一个当今的显学，其背景就是因为单一的治理手段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综合性，复合型治理问题产生了挑战。
运动式治理通常发起于突发事件之后，或者遇到常规治理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发起，是调动整个组织的治理资源集中解决治理难题的一个过程，是对常规治理的补充。是的，运动式治理一定不是常态。
实践中的运动式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治理的突发性：治理发生是不在预期内的，由公共事件突然引发，留给决策者的时间非常短，需要仓促应对，拿出一个粗略的临时的方案。
其二，时间短暂：对于政府来说注意力有限，同一时间面对多项议程，总的资源是有限的，某个议题占用集中资源的时间是有限的。往往启用运动式治理会提前设置一定的治理期限，一般是三到六个月，比较复杂的任务也会有比较长的时限，如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为期三年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
其三，高昂的治理成本：打破原本的科层体系，跨越体制机制原本的条条块块，集中各方面资源解决治理难题。这实际上是将原本投入在其他方面的治理资源，花在了运动式治理的目标之上，且不计成本不算效费比，将造成高昂的治理成本。、
其四，效果的高效性：运动式治理的效果往往很明显，很短的时间能达到很高的治理成果。
每次运动式治理所具备的要件大体是一致的，其运作流程可以归纳为以下的情况：
首先是触发阶段，一个公共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引发上级对该公共问题的关注，牵涉众人的利益、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运动式治理得以启动；
随后是实操阶段，这一阶段一般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上级发起了运动式治理，确立了治理目标，随后以多部门、跨领域、跨条块的联合机制集合力量，以负向激励（就是谁不干，摘谁帽子）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压力性体制，层层传导治理压力，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这里的资源，主要是行政资源即人财物，和政治资源，即权威、威望和预期。
最后是总结验收，运动式治理的发起人根据情况，适时宣布结束运动式治理，并对治理成效进行验收。
这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方案的执行情况会反馈给上级，上级根据治理进程和治理效果来调整方案，方案的调整又会影响下级政府的积极性。下级政府也不完全是一个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人，在方案执行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上级的任务摊派，又要考虑本级政府的利益，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利益的不完全统一形成了本级政府在执行中“自有打算”，从而产生了运动式治理异化。
这个异化可能是自己加码，“搭便车”扩大上级方案的解释范围，借上级政策顺带达到本级政府的治理目标；也有可能是放松治理，以取巧的方式应付上级的检查。这都将会影响到运动式治理的效果。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深的“房住不炒”治理，就是运动式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之后，地方政府无法做到长时间保持各方面资源的高度集中投入，最终放松治理目标，异化治理效果，导致压力型体制失效，运动式治理最终走向了必然结果，长期化以后必然无效化。
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野
之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了超大型治理规模之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行政发包制（链接见文末）。行政发包制，就是央地权力分野的事实，牢固且不可撼动。
行政发包制是由于这样的几个原因存在的：首先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地域广，人口多，事务杂，规模极大，远远超出单一中心能够治理的信息处理上限，即便是按照西方国家典型的联邦制，宪制体系进行地方中央权力划分，也也一定会导致中央和地方的离心离德，乃至出现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地方听调不听宣。因此，索性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力，即行政发包制，在行政发包制的确立也同时赋予了中央政府随时纠偏、叫停乃至打破地方政府治理层次的这一权威。
其次，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无限责任政府的存在，暗含了行政发包制的逻辑。我们一直在讲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按照科班定义来说，法治就是法无禁止人皆可为而法无授权政府皆不可为。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事实上是无限责任之中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按照可列举的条目进行行政行为，而是需要相机抉择，考虑一切可能出现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后果并加以应对。
另外，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革命历程，其中也深刻蕴含了行政发包制的路径依赖。革命战争年代，常常是“三五个人来七八条枪”，甚至大刀梭镖、赤手空拳就要创立根据地，而上级几乎给不了有效的资源支持，此时往往是尊重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即在不违反大的政策方针和法规的前提下，对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概加以尊重和承认。解放后，也同样如此，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解放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后，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导致的。
同时，2012年以来，由于国家、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地方政府由偏重于单一的发展经济，更多的演变成需要同时面对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科技、人口、文化、生态等多个目标体系的复杂治理的操作者，更令上一级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显得投鼠忌器，也难以准确衡量具体地方主官的得与失。
在运动式治理的短期内，上级需要的是下级的全面动员和充分投入，下级也会按照上级希望展开，以表达政治服从性；然而当运动式治理长期化后，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就不能单单的考量“服从性”了，需要考虑其他治理目标的现实条件。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只要中央政府一天不能越过地方政府，成为地方需要事事请示的直接上级，那么地方政府就还可以继续异化其治理体系，在多目标的治理框架内，塞入更多的自身意图。
回到本文的范畴内，在笔者看来，解决房住不炒，需要的是从金融政策、到国土空间规划、到产业政策和发展理念的全方位治理，如果不能确立资产定价机制，不能改变土地财政的根本逻辑，那么单纯的行政动员能管得了一时，但很难长时间起效果。
特别是，房产作为中国最广泛的居民部门直接参与的资产投资范畴，控制价格、熨平波动本身是治理的目标，但动员式治理仅仅只是把此间的波动挪到了彼间，两波相干后反而导致了更大幅度的波动，这与其原始目标可谓“南辕北辙”。
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笔者下篇再来谈过。
PS：公众号昨天的推送出现了问题，我们本来准备了关于纪念五四的图片，取材于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青年群像，因为设置问题推送错误，在此向读者们致歉，图片见今天二条，感谢大家支持。
人到中年是种怎样的体验？
作者：2-20滑膛枪等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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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奔四了，身体零件开始出问题，总之没有以前转得灵活了， 重新上油也维护不好。心知肚明每天都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
除了狗和女儿之外，基本上没什么大追求了。
衣食住行都不在乎了，
以前还追求个衣服牌子，现在对衣服完全无所谓舒服就行，鞋和袜子要最好的。
20多的时候满地找好吃的， 现在往嘴里塞任何东西之前都会算一下热量，青菜叶子黄瓜芹菜菜花鸡腿就可以了，能连吃一个月不换。肥宅快乐水不能少，只喝无糖。
广厦万间卧眠七尺，有张床睡觉就好，不要有噪音。每天都要被娃吵醒一两次，再有噪音这日子没法过了。
以前还眼馋个豪车， 现在只要求轮子上摆个沙发，稳一点宽敞一点。
现在最在乎的就是时间。
十年弹指一挥间，梦里好像还在上大学搭讪系花认错人，一睁眼幼崽已经上小学了。
掐指一算父母估计还能清醒10年，崽子们再过5年就不理你了，胸口上的猫估计也就再活五六年。 以前觉得一年很长，30以后发现一天天过得越来越快，一个响指居然新冠都一年多了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喜欢带着崽子们去山里树林里野地里玩，看着崽子们没心没肺的乱跑。最多再过五年他们就不会再和你这么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2000个小时的亲子时光。你看过摩登家庭嘛， Luke一转眼从头上套着箱子玩蹦床快进到长成一米八粗坯就那感觉。带娃去玩滑梯我坐在椅子上想，要多少钱能买走我这一个小时？
猫也已经九岁了。
现在不迁就任何外人，不参加任何不喜欢的社交活动，打电话主动收线好了我要去带娃了。
每天睡八个小时，工作九个小时，揍娃一个小时，每天也就6个小时是自己的时间陪陪家人或者休息休息， 和不喜欢的人做不喜欢的事一个小时就等于损失了生命的1/6。
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
国家统计局称 2020 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你怎么看？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作者：不想上吊王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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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吧，咱们就别争论中国人口数量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这种主观又唯心的问题了，没意义也没结果。我只是提醒诸位几点，纯粹是客观描述：
1至少现在，国家显然不打算为提高生育率付出太多的真金白银。不花国库钱的政策没问题，全面放开计生政策可以，延长产休假可以，嘴上喊着打击女性就业歧视可以，但是涉及到花钱的地方那就对不起，给多孩家庭补贴不可以，减免有孕乳期女员工的企业税收不可以，对招聘女性的企业给予补贴不可以。
2至少现在，国家显然不太在乎中产阶级的生育诉求。房价太高，没法给孩子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老子不生；对口的学校不行，没法让孩子接受最高的教育，老子不生；生育太影响工作，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工作基本就要被打断，老子不生；福利和补贴太少，养孩子太花钱简直是吞金怪兽，老子不生……总之导致“老子不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国家能不知道吗？有的能解决，有的没法解决，但总之是都没解决。
3至少现在，国家显然只在乎数据而不是质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北京房产政策实际上基本断绝了改善型家庭的希望，想换学区房的家庭只能洗洗睡，因为在你看来，我孩子现在只能上马驹桥镇中心小学，那可不行必须换房，我孩子得上人大附小，这对我孩子很重要，但是在国家看来，只要马驹桥镇中心小学和人大附小都有孩子上学就行了，至于是谁的孩子上哪个小学并不重要。换到生育领域，底层相比中层的生育意愿要高，福利诉求要少，你生不生孩子对你自己很重要，对国家不重要，国家只要保证生育率数据就可以，那肯定是尽力帮助底层，暂时照顾不到中产。
最后说点得罪人的话。很多人在网上发言总把生育率降低说得多么多么严重，然后再描述一下当前的政策多么多么不力，仿佛自己不肯生育的罪魁祸首都是国家和社会，仿佛拿着自己不生育可以威胁到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我觉得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很显然的，国家并没有把你生孩子当成是国家的事儿，而是彻底当成是你自己的事儿，国家的态度就是你爱生不生，不生拉倒，你不生自然有人生，要是连底层都不生了到时自然会有奖励、福利、移民等政策出台。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至于某个面分子和某个水分子是怎么想的，水溅到了盆外，面粉飞到了空中，和面的人不会在乎的。早点完成心理建设有助于认命。
如何看待中央部委公务员待遇过低导致人才流失的现象?
待遇不高是事实，但是人才流失就是扯淡了。
劝部委的年轻人几句。一是别想着那点权力，轮不到你用，你也不敢用。二是别想着捞钱，能顺手帮别人点小忙的，吃顿饭就够了，最多收盒茶叶，千万不要沾现金，收不收那点钱你都买不起房子。三是别想着分房，等轮到你分房黄花菜都凉了，而且至少也在四五环外的郊区，还不如没房的时候能把户口赖在单位集体户上，至少孩子有个城区的小学上。四是别想着娶富婆，你这天天加班的也陪不了人家，就不怕戴帽子？
简而言之一句话，穷人就不要考公务员，除非你内心足够强大。
作者：不想上吊王承恩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8794793/answer/187147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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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新浪财经文章《你想被资本家剥削，资本家却不愿意剥削你了》？
作者：王子君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8455950/answer/1877429593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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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看傻子一样看呗。
这类文章我是见得多了。当年用“香港人比你勤奋”，现在用“机器人比你勤奋”，核心调调反正永远是那句话：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兄啊，这年头早就没人纠结生产方面了，要制造焦虑也得与时俱进嘛。
面对这类阴阳怪气看似看破人生的文，就牢记一个点就好：
现在是产能过剩，缺的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去查查这句话是谁说的。
兄啊，我们不是“砸烂机器”派！没人拦着你去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没人反对解放更大的生产力，因为已经产能过剩了。
去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0亿吨，一年的产量足够支持当年整场二战全球的全部军民消耗。
这些钢材难道是你我消费的？这些多数是国家消费的，因为要增加就业岗位，要逆周期调节上马大基建项目，要通过比较健康的方式，把实际上的国家补助转化为国家投资、再转化为工资，发到尽可能多的人手里。
这样拼老命，才能维持住还算可以的消费，去消费流水线和996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托住一个18%的第一季度增长。
因此当前比“有的是人干”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人买？”
很多人对各路文件里反复提的“产能过剩”没有概念。
如果说讨论“是否剥削”是在讨论你有没有得病，那讨论“产能过剩”就是在讨论你的病需要什么样的手术方案。
换言之，早特么过了讨论“是否剥削”的阶段了。
“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兄啊，已经符合经典理论的定义了，已经在往周期性危机上靠了。
还讨论“剥削”？已经在讨论“产能过剩”了。企业自身生产是高度组织化的，以至于我们都到了智能制造的前夜，成了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实体货物贸易国，拥有类似10亿吨粗钢这样的庞大产能。
但我们社会整体的生产规划，有无政府式的盲目扩张的迹象，进而在资源配置与二次分配上相当低效（说白了就是内卷）。单靠“狼性”的企业分配给劳动者们的收入，根本无法消费企业的生产。
这是大病，这是为什么现在有“新发展”“扩大内需”“内外双循环”的原因。因为这个病你要是失手，那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工业投资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轻重工业加配套服务业一起，劳动力、资本、技术都密集。一旦产业得到“市场不存在”这个明确的信号，人钱设备技术等全部投资就会瞬间崩盘，上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萧条。
长期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和通胀的日子过久了，是不是已经不能理解通缩和萧条了？
真到了博士去搬物理层面的砖的时候，就真的“有的是人干”了。只怕那时候博士和工人们也不想搬砖了，只想搬你。
我们是很不容易的。
一方面要提升劳动生产率，保持对外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改善分配，保证基本的内需市场。
而且是两个都要，只做任何一边都不行。
想象一下地方政府又要推进当地的自动化生产来帮助产业升级，又要给被自动化生产所挤出的劳动力找到还算体面的下家，真的烦。
但这些吐槽，实在轮不到带老板们来说，更轮不到那些精神代入到带老板的狗腿子们。
因为这事你们特么的没干啊！你们干的就是低效率的二次分配（内卷低工资）、尽可能消灭人力使用（数字化与自动化）、整体无政府状态的产能扩张（低价倾销竞争）。
你们忠实地遵循了资本收益率的要求，这点无可指摘，换我估计也一样。但做人要厚道，大量社会成本你们没担，你们甩给了政府和全民。
已经在摘果子了，就不要抱怨果子长得慢，更不要说“有的是人干”，这吃相着实难看。
总之，我是一直很难理解这种精神代入的文章。大资本家兼法西斯支持者亨利福特，都知道给自己的工人加工资压缩工时，要让自己的工人买得起自己造的车。
你们这些精资都是什么水平，能不能向本领域的前辈们靠靠齐？
看来这都不是精“资本主义”，这大概是精“封建主义”吧？农奴那种？
倾倒牛奶、集资 battle 、熬夜打榜……为何「畸形追星」成为偶像选秀节目常态？
作者：王子君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8482372/answer/187696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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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倒牛奶不是乱象，倒牛奶是精确的投放成本回收。如果你是看财报数字的人，那你一定会很烦躁那些“广告投放”、“营销成本”：公司花了这么多钱请个明星，到底对销量起了多大作用？20年前是不纠结这事的，因为明星代言就是能产生实打实的效果。例如王力宏当年代言娃哈哈，相应的是娃哈哈的营收一路冲到13年的782亿，宾主两相宜。但这是有时代背景的：一，当年的纸媒加广电，是可以形成一个“全民”媒体矩阵的。出一个明星，全国人民都知道，是真·明星。王力宏那首《唯一》，对80后来说，不是有多少人听过，而是要找有多少人没听过。较为统一的媒体平台，保证了明星的真实影响力；二，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增量市场。请的起明星的，怎么着也是头部企业了。在进入资本过剩阶段前（也就是差不多2010年），头部企业是不用纠结增长的。这点和智能手机特别像，都有“从无到有”、“从山寨到品牌”这两大阶段。在这两个进程里，头部企业只要不是秦池这种浪的，也不是爱多VCD这种遇到新产品形态的，都不会太差。而且请明星的，一般是面向消费端的衣食住行类企业。这些企业跟着中国大盘走，多数都还不错。明星真实强大的影响力，和企业长期增长的环境，导致广告投放明星代言等成本，长期没有精细化运营的动力。当然，这两点现在都碎了。一，现在不存在统一的媒体平台。严格来说，统一的媒体功能平台是有的，但随着推送算法和信息茧的普遍，全民性质的平台已经不存在了。硬要说，那就是微博还算半个。在这个算法鼓励碎片化的时代里，不可能出现全民级别的明星。新生代明星的外延影响力，再也不可能和传统媒体孵化出来的那一代相比。影响力打一个折扣。二，算法碎片化还有个对明星来说隐藏的劣势：很难出圈。再也没有公共平台告诉所有受众，“啊有个新明星诞生了”。这对广告主来说，就是“新生代明星的影响力增长严重依赖于平台，我们对明星的投放只能主要考核ta现有的影响力”。注意啊，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范式切换。过去广告主是敢投新锐的，例如当年超级女声这种，一边比赛一边接广告，广告主相信这些新锐有高速成长空间。“你现在影响力指数（假设有这么个玩意）虽然是10，但我觉得你三年内能做到10000，投了。”现在不可能。你今年影响力是10，就算堆投资堆大女主戏，多数人估计三年后也就是100到500。所以广告主也懒得看明星的未来，还是盯住现在ta的粉丝吧。影响力再打一个折扣。三，明星运营机构的造假和粉圈经营。这块大家都很熟悉了，反正就是加重了广告主对影响力相关数据的不信任，也让广告主更坚信明星的影响力无法出圈。然后，以上三者特征，遇到了中国在劳动力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下的存量市场环境。娃哈哈19年只有464亿的营收，差不多跌回09年的水平。于是乎，精细化运营的动力越来越强，只讲调性和形象的品牌合作越来越少（奢侈品倒是还有不少）。现在流量明星们自吹自擂的“品牌合作”，其实都是要算钱怎么回来的。明星你的影响力很难出圈，未来增长也不一定能强，我现在又销售不好急着回收投放成本。那就从你的粉丝里出嘛。因此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来投票打榜，虽然在产品逻辑上彻底跑偏（你特么到底是来喝奶的还是来投票的），但是在广告投放上非常精确。广告主至少可以精准地测算自己的投放成本，实时知道自己有多少广告费能够回得来。粉丝基本盘比较狂热的，甚至可以给广告主一个明确的对赌协议：你投我1块钱，我保证你多久之内回来1.5块。做不到，我的收费砍多少；超额了，你再给我补多少。在这种数字游戏里，倒奶比喝奶更高效。我觉得这事最有意思的，就是展现了一种“背离”：多数人习惯性地把产品的销售，主要关注在产品本身，产品质量、市场体量、销售渠道成本等等。产品为主，可以说是“产品主义”，这路线也最契合我们朴素的“工匠”啊“产业升级”啊这类概念。但如果切换模式呢？如果把产品的某些附加值调整得比产品本身还重要呢？产品就成了这些附加值玩数字游戏的一种载体，产品本身好坏倒成了其次。例如房子…（小声我个人是无所谓的，在商言商，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只是希望少一点挂羊头卖狗肉。传销拉人头的说自己是做快消品的，拿地的说自己是卖车，少一点罢。